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以及与我国有优势互补、愿意参与中国经济转型成长的国家和地区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、贸易自由化的大格局下，探寻经济增长之道，开创地区新型合作，实现共同发展、共同繁荣、促进世界和平的重大战略。其基本内容包括了分享优质产能、共商项目投资、共建基础设施、共享合作成果，促进实现道路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货币流通、政策沟通、人心相通等“五通”。因此，中国电力行业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中寻找发展机遇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电力行业在基建、设备等方面过剩产能的转移，而是在比较优势中合作共赢。

我国电力企业在技术、设备、管理、人才等方面有一定优势。如国内电力供应由短缺向相对富裕转化，我国电力行业有强大的电力设备制造能力，电力工程的设计、建设和总承包能力。再如，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世界领先，研制成功了全套关键设备，建成多条特高压交直流线路，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。在世界范围内，我国在智能电网研究与发展、清洁能源接入电网、火电超超临界、大型空冷、循环流化床等技术、水电技术及设备、核电技术及设备、节能环保技术及装备能力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。我国电力企业“走出去”积累了丰富经验，投资范围涉及水电、火电、风电、输变电等领域。我国电网企业在菲律宾、巴西、葡萄牙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、新加坡、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投资运营项目，特高压技术走出国门;核电企业与多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;电力建设企业对外工程承包项目遍及世界各地，通过电力项目建设，带动了我国电力装备和技术的出口，装备制造技术水平保持世界领先。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，绝大多数年人均用电量低于5000度，电源项目设备老化、管理不善等问题突出，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，对电力投资具有刚性需求。这些国家能源资源丰富，比如中亚有丰富的煤炭、油气资源，东南亚有丰富的水力资源等，与我国先进的电源项目施工、电力装备制造、电厂运维能力形成优势互补。因此，不论对发电企业、电网企业、电力建设企业、装备制造企业，都是新的发展机遇。

在看到机遇的同时，也应注意存在的风险及挑战：一是国家风险。主要包括征收、国有化、战争、宗教矛盾以及恐怖活动等政治事件，这是对外投资最大的、最不可预测的风险。二是产业风险。主要包括项目开发环境、行业周期风险、产业配套风险、监管政策风险和竞争格局风险等。三是投资风险。包括项目审批风险，政策、金融、文化、人力资源等市场服务环境，政府运行效率以及价值取向等软环境风险，建设过程中劳工、税收、建设条件、设备和材料采购与供应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风险等。四是整合风险。企业在建设和收购海外资产后，在公司管控结构、管理制度、企业文化等方面要进行整合。在部分境外并购项目中，有的中国企业后期整合不力，导致经营上的困难或整合失败。

国家对电力“走出去”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。在此背景下，一方面电力行业企业要加大“走出去”力度，另一方面企业要提高服务质量，同时政府要落实有关政策给予大力支持。加大“走出去”包括多个方面：\

一是扩展项目。除了新建项目，国外很多国家电力装机为二三十年前的老旧机组，已无法满足正常运行和逐步提高的环保要求，老旧机组退役和改造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。

二是加强管理、运维。目前不论是我国发电企业还是电网企业，在项目运维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具有较高水平。电力企业在“走出去”的同时，应打造专业化的运维队伍，推动我国电力项目管理、运维“走出去”。

三是推动电力设备“走出去”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，大多数是电力工业欠发达地区，我国电力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。四是推动技术标准“走出去”。我国各电源种类、特高压、智能电网等相关技术领域形成了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。在节能减排方面，技术不断完善，标准不断提高。技术标准的“走出去”，对加大电力行业“走出去”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笔者认为，让我国电力行业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，还需争取国家政策支持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做好政府宏观规划指导。从立法的高度保护投资者利益，完善“走出去”相关政策及配套法律体系、提供宏观政策指导、加快审批制度改革。建议相关部门协调合作，建立“走出去”系统化的相关管理制度。

二是完善相关产业政策。出台有关对外投资能源产业融资、税收优惠、外汇管理等支持政策及明确的产业投资监管政策。

三是建立行业对外投资协调机制。建立有序的境外投资、工程承包管理协调机制，加强指导和协调，避免国内企业恶性竞争。组织协调国内发电企业、电网企业、电力建设企业、装备制造企业等“抱团出海”，提高国际竞争力。